最近发布的一份中国富豪排名显示，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的同时，中国富人正在变得更加富有。与此同时，贫富极度分化以及低收入阶层的无助感正在加剧民间的仇富情绪。一些中国国内外学者和国际机构警告说，收入分配不均不仅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同时也为中国经济转型增添了阻力。他们建议，中国政府可以从加速城镇化进程以及财税制度改革等多个方面同时着手，尽快缓解贫富差距问题。
总部在北京的出版物《胡润百富》刚刚发表的2013年度胡润百富榜显示，过去一年里，个人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富豪人数上升了百分之25，达到315人。
*地产富豪高居榜首*
根据这个排行榜介绍，中国身家最高的一千名富豪资产总量在去年上升了百分之27。上榜企业家中有559位在过去一年内财富出现净增长，而在上一个报告年度中只有291位。今年报告中的百亿富豪人数比去年增加29位，达到149位。
胡润富豪榜显示，中国顶级富豪的最大财富来源是房地产业。在排名前十位的富豪当中，有六位来自地产行业，或者是在楼市掘得第一桶金。其中，号称"地产大王"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1350亿元人民币（约合220亿美元）资产首次成为中国首富。
此外，IT业富豪也是今年胡润排行榜上的大赢家，上榜人数比去年上涨了两成。
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学者程晓农说，胡润富豪榜依据的主要数据是企业家的金融资产，富豪榜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富豪持有的上市公司市值变化，而目前中国股市尽管大盘走势不佳，但地产和信息技术两个盘块的表现仍然不错，因此富豪榜中来自这两个领域的人数比例较高。
*榜外富豪*
不过，程晓农认为，胡润富豪榜漏掉了中国最主要的富豪群体。他说："因为中国官员没有财产公示，因此人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财产。那么从已经披露的腐败案来看，很多官员的财产很容易就过亿。所以，真的有一个中国官员财产的公示，或者是比较彻底的调查，那么也许胡润富豪榜会完全改写。"
会计出身的英国人胡润（Rupert Hoogewerf）从1999年开始编制中国富豪个人资产排名。胡润本人曾经说过，评估中国富豪的身家，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今年的胡润报告统计期间，正值中国经济明显减速。在过去的10个季度内，中国GDP有9个季度出现放缓。胡润在报告发表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富人财富逆市增长的趋势令人称奇。
他说："如果中国经济再度以恰当的方式恢复增速，而从我们所听到的一切目标和计划来看，这在明年年度就可能实现。到时候，我们估计，我们现在看到的排行榜数字还会上升。"
胡润研究院在今年三月公布的《全球富豪榜》显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个人净值超过10亿美元富豪人数最多的国家。
*富者更富凸显贫富差异*
中国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正在加剧。以胡润富豪榜来说，上榜富豪的资产门槛在过去十年间增长了将近11倍，上榜者总财富占GDP的比重由2003年的百分之2.5上升到2012年的百分之6.6。
相比之下，来自中国的官方统计显示，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7703元增长到21810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2476元增长到6977元，增长2.82倍。而统计显示的只是未将物价因素计算在内的名义增长。
今年一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过去十年间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始终保持在0.4以上，2012年为0.474。这组数据公布后，曾有中国体制内学者质疑说，中国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很难准确统计，因此中国目前实际收入差距要比官方公布数据反映的更大一些。
由于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中国民间的仇富情绪越来越强烈。大到劫杀富人，小到名车被砸等各类仇富事件时常见诸报端。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一些涉及富人或富人子女的争议事件常常激化成群体抗议事件。
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学者程晓农认为，准确地说，中国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并非针对财富本身，而是对中国富人敛财的手段强烈不满。
他说："在今天的中国，富豪们起家都是在过去30年内完成的事情。 哪怕就是采金，也没有办法随便掘得一桶金，在一夜之间成为富豪。更何况是经营企业，所有财产都是一点点的日积月累。西方的很多企业家富豪也是经过很多代以后积累起来的，很少有人一夜暴富。但在中国，发横财是普遍现象。老百姓也很清楚，发横财的过程里面充满了权钱勾结。"
近年来，多位中国体制内学者指出，由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出现结构化和固定化，中低阶层民众发现，改变自己和后代贫困状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种绝望和无助感也加剧了民间的仇富情绪。
包括富裕阶层部分成员在内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当社会中有缺少相对公平和合法的致富渠道时，透过违法和暴力手段获取财富必然会威胁到所有社会成员，也包括富人在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将直接威胁中国的社会稳定。
*财富不均掣肘经济转型*
在经济层面，观察人士警告说，中国惊人的贫富差距大大抑制了内需，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市场无法充分拓展，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且和中国政府试图转型经济的努力背道而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8月底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模式在包容性方面，甚至低于很多拉美和亚洲地区的其他新兴经济体。这份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加快城市化进程、增加卫生和教育公开开支、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提高居民收入GDP占比。报告说，这些改革措施既有利于缩小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平衡。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盖保德说，胡润富豪榜之类的富人排名虽具新闻价值，但并不足以作为中国社会整体收入分配状况的参考依据。他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所有工业社会转型初期的必由之路，富豪财富的年度变化并不足以反映中国财富分配的总体状况。他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应该更为集中地关注低中收入阶层的财富分配。
他说："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不必过于担心基尼系数上升的趋势。中国政府需要关注的是，处在收入分配曲线下端的人群如何获得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当然，这项改革必须和教育、社会保障以及户籍制度等领域的改革同时进行。"
中国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许生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最主要的弊端是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他说，中国目前税制主要建立在消费行为上，因此导致富人并未因为富有而多交税，穷人也并未因其贫穷而少交税。
中国目前的税收体系中，以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为主的间接税种比例接近百分之70，而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占比约为百分之25。
*财税改革调节收入分配*
大西洋理事会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盖保德也认为，中国政府在致力于启动长效改革措施的同时，可以考虑在短期内从财税制度入手，调节和改善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
他说："中国可以考虑从房产税入手，不仅在房地产交易过程中征税，也应该在产权持有期间定期征税。这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做法，但这项改革在中国一直遇阻力很大。遗产税的缺失也是一个例子。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创业者应该因为他们才智和冒险精神得到鼓励，但他们在把这笔财富传给无需白手起家的下一代时，其中的一部分回馈社会既有利于经济，也符合社会公义。"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最近在一次访谈中表示，一定的贫富差距不是坏事，社会垂直流动性不畅通才是中国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而造成垂直流动性不畅的首要原因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茅于轼认为，所有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的改革措施必须建立在打破垄断和取消特权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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